Won Yip，1969年7月生于荷兰北布拉班特省（Noord-Brabant）蒂尔堡（Tilburg），父亲浙江青田人，母亲上海人。19岁那年，Won开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家咖啡馆，现已成为享誉荷兰全国的餐饮大亨和投资家。他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组织庆祝中国新年活动，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吸引了百万次观看，他以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为豪。他大概是荷兰主流社会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华人。2023年8月，笔者在Won位于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的Majestic咖啡馆采访了他。

“努力工作在中国人的DNA里”

Won一家的故事实际上是荷兰版的美国梦：一无所有，努力工作，终有所成，乐善好施。1961年，Won的父亲叶秀明（Sau Ming Yip）和母亲叶陈佩菁（Pui Ching Yip-Chan）从中国经古巴坐船辗转来到荷兰，从鹿特丹登陆，落户北布拉班特省，最终定居在泽兰省（Zeeland）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他们先是开了一家名为“颐园酒楼”（China Garden）的中餐馆，1977年又开了一家“新颐园酒楼”（Nieuw China Garden），生意兴隆。

Won和哥哥Long、姐姐Anine及弟弟Johnny四人很早便是父母的帮手。大约七、八岁时，Won就已每天在父母的餐馆里洗碗，剥大蒜和洋葱，清洗胡萝卜，熨桌布，摆放桌椅。“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那些日子根本就不存在，那是给其他人的，他们会来我们这里吃饭。”Won回忆说，“我的童年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工作。”

Won曾在弗利辛恩的威廉-亚历山大王子学校就读中学。“那是我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阶段。我的母亲是城市人，来自上海，父亲是农民。母亲认为我应该接受更多教育，父亲认为生活在这里已经给了我比中国农村的农民更多的视野。我看到三十岁后的父亲来到荷兰，没有受过教育，仍住在独立别墅里。我设想了未来，并认为我不需要接受任何教育。”Won回忆说。他的未来目标是赚钱，通过努力工作。

由于“学校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东西”，16岁时，Won辍学，离家，他必须养活自己，为此做过各种工作：在弗利辛恩的鱼类拍卖会上对鱼进行称重和分类；在迪斯科舞厅收拾杯子，担任停车服务员。他用眼看，用耳听，用心记，逐年成长。

19岁时，Won用自己的积蓄和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小额贷款，购买了胡斯（Goes）集市上的一家咖啡馆Café Pubbles。“我想进入酒店业，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不会做饭，但我会倒酒水。”他回忆说。周围对他充满了怀疑：“那个19岁的男孩，中国人的儿子，要经营那家时尚咖啡馆？”

咖啡馆取得了成功。然而，Won的目标不只是停留在胡斯这座偏远安静的小镇。镇上餐饮老板们“年龄是我的两倍，由于喝了太多啤酒，他们的肚子是我的三倍大。我不想这样，我必须离开这里。”两年后的1990年，他购买了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的Café Zwart咖啡馆。那时，他从未去过首都，仅仅从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位于黄金地段，“这里都不赚钱，哪里能赚钱？”

Café Zwart咖啡馆内部

经过多年发展，Won已成为阿姆斯特丹最大餐饮老板之一，水坝广场及其周边几乎所有咖啡馆都在他的名下。他（共同）拥有九家餐饮企业，包括是全球连锁餐厅Sushi Samba的共同所有者，该餐厅在伦敦、拉斯维加斯和阿姆斯特丹均设有分店。Won还在多国拥有房地产、酒店和初创企业等投资项目。

Won被荷兰人广为所知的是，他在2016年1月，斥资近1600万欧元，购买了阿姆斯特丹港口Pontsteiger大楼的整个顶层，面积约1650平方米，该大楼被视为荷兰最贵、最大和最豪华的公寓，可以俯瞰阿姆斯特丹IJ湾和整座城市，另外还购买了八个停车位和四个船泊位。他把整层公寓分为四个单元，自己住最好的一个，另外三个陆续售出，获利数百万欧元。

Pontsteiger大楼

Won最初希望的是购买整层公寓的一部分，但佳士得的房地产经纪人对他嗤之以鼻，好像在说：“你买不起。”Won用拳头敲着桌子说：全要了。

Won在他的顶层公寓

凭借这一声誉，Won成为全球知名电视节目《龙穴》（Dragons' Den）荷兰版的嘉宾。该节目起源于日本，拥有良好商业计划的人可以向“龙”提出自己的设想，争取机会通过他们的注资启动项目。Won作为五位导师之一，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

目前，Won每周仍工作至少70小时，有时甚至90小时或更多。“如果你的身边躺的是荷兰妻子或白种女人，她早晨醒来后会说：今天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中国人每天都是工作日，一周七天。”Won说，“每天醒来后就是工作，自然而然。努力工作在中国人的DNA里。”“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如果努力工作，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成功之道

光是努力工作显然不够，更不用说取得巨大成功。Won身上有着许多常人并不具备的素质。

Won在中学时代就具有了敏锐的商业直觉。父母餐厅的生意很好，他穿着昂贵的名牌衣服，买了最新的小玩意。当他对这些不再感兴趣时，就把它们以好的价钱卖给同学朋友，双方都很满意。他的同学Johnny Saija回忆说：“Won的穿着像个老板。他的衣服是Adidas、Lacoste、Fila和Ellesse等牌子，手腕上的Seiko手表让他显得引人注目。当我告诉他，我觉得他的名牌衣服很有趣时，我被允许以15或20荷兰盾的便宜价格买下他的Polo衫。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此外，他在辞旧迎新之际购买烟花并出售，学校领导对此很不满意。

Won从小就是个大方的人，“Won用25荷兰盾的纸币，我身上最多只有一荷兰盾的硬币。我可以一直放在口袋里，因为他总是为我付钱。”Saija继续说，“现在你有了互联网，但Won曾经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大。”

Won的哥哥Long还将弟弟的成功归因于他的大象记忆力和算术天赋。“Won的计算速度比计算器快，”同为商人的Long说，“他在瞬间就知道这个案子能否赚钱。如果是，他会咬上一口，就像他当时看上水坝广场上的Zwart咖啡馆一样。坚持：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

“别人退出的地方，我继续前进。这存在于我的血液里。”Won说。作为坚持的一个例子，便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繁华地段莱兹广场（Leidseplein）上的喜力角（Heineken Hoek）项目，计划建造一家带餐厅和咖啡厅的酒店。项目从2001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展，甚至诉诸法庭，项目似乎会被取消。“但我不会放手。从2001年开始，平均每年要花费数万欧元，但这一切很快就会得到回报。我只知道这点。”他说。酒店最终将于2023年底开业。“如果你游英吉利海峡，你不会在终点前一公里处返回，因为你累了。”

Won亲历亲为，现在，他仍然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自己记账，但否认自己是控制狂。“不，我不是一个控制狂。如果我必须对某事负责，我不认为让别人来做这事有什么意义。我必须签署一些东西，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此外，我想知道我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一卷卫生纸、一盒护手霜或三明治要多少钱。这是我的钱，我要负责。如果税务机关找上我的门，我必须能够对一切负责。他们不会满足于您不知道并且刚刚签字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做账簿。”他说。

Won在办公室处理账簿

三十多年来，Won一直住在水坝广场Majestic咖啡馆的楼上，这样他就可以监督公司发生的一切。“所有员工都知道我住在上面，我也可以从屋顶露台往下看，这使我的运营成本节省了大约2%到3%。”他说。

“这是我的文化。我相信因果报应”

Won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迷信，而且相当迷信。他的幸运数字是8，公司总部的电话号码是8个8，为此他花了数万欧元。2017年9月，Sushi Samba连锁餐馆阿姆斯特丹分店开业，日子选在了8号。还有车牌，只要涉及数字的，都会有8。

不仅如此。他买过一辆漂亮的宾利跑车，但是，当他的侄子摔断了一只胳膊后，他就卖掉了那辆车。一个月后，一辆3.5吨重的奔驰车也被淘汰，因为Won认为它带来了厄运。如果他在赌场小赌或打牌时输了钱，他会说：“佛陀认为我有太多钱了。”

还有一次，他要做眼睛激光手术。当天早上上车时，他看到一只黑猫从车底下跳出来，立即取消了一切。他的荷兰妻子忍不住笑道：“你就没有更好的借口了吗？”

Won Yip 和他的荷兰妻子Heleen。2017年5月

另一方面，Won多年支持为亚洲贫困儿童设立的泽兰基金会，为盲人提供导盲犬，疫情期间向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院捐赠四万欧元，帮助重症监护室（ICU）员工支付停车和托儿费用，每年都会将营业额的百分之几捐给慈善机构。

当被问及是否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时，Won回答说：“是的，就像圣尼古拉斯老人一样。钱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我不是收藏家。最感恩的事就是帮助别人。这也是亚洲人的做法：如果你好，你就应该行善。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是我的文化。我相信因果报应。”

“那么，你的付出是为了获得好的结果吗？你希望怎样的结果？”笔者问。

“慈善不是投资，而是责任。”Won纠正说。“这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没有做。必须有人来做，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他表示，自己向医护人员捐赠四万欧元，员工可能跟随捐款五十欧元，这就是榜样的作用。

根据公开财务数字，2017年，Won的资产约有1100万欧元。有人推算，现在他的财富大约2000万欧元，一说4000万欧元。他本人大概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确切财富，那只是一个数字。数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Nothing（什么也不是）。”Won断然回答，“没有什么是你的。我有房有车，可以吃牛排，可以去海滩度假，这就够了。生活很贵，需要钱，但不是为钱而活。”他说。“我从不担心钱，因为我知道我总能赚到钱。”他指着咖啡馆露台满座的客人补充道。

庆祝中国新年的烟花

阿姆斯特丹华人一直都有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传统，经费来源于政府补贴。后来，政府取消了补贴，活动组织难以为继。Won找到阿姆斯特丹市长，提出自己出钱举办活动，只要求政府给予许可。市长同意了这一请求。此后，另外有人申请许可，但都未获批准，因为“一个就足够了”。

从2013年起，每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Won都会组织庆祝活动，在广场上舞龙舞狮，在五星级酒店的天台燃放烟花，在他的Majestic餐馆举行盛大派对，参加者都是荷兰主流社会。

“庆祝活动是我送给阿姆斯特丹市的礼物，阿姆斯特丹给了我很多。这是我对社区的责任。”Won说，“中国对荷兰来说越来越重要。庆祝中国新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荷兰人介绍中国新年，让他们知道农历生肖年，他们很感兴趣，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庆祝活动中，舞龙舞狮表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为阿姆斯特丹市的国际形象做出了重大贡献。

Won生于荷兰，接受荷兰教育，不会中文，没有中文名字，他认为自己是中荷“混合体”：“有着中国人的思维，勤奋工作；企业经营上，则是遵守荷兰法律法规。”此前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更多是中国人，虽然他与荷兰华人的联系不多。当被荷兰记者问及“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们的家庭得以持续，并在华人社区中享有声誉。”另一方面，他是荷兰报刊杂志的头条和电视节目的常客，他以自己的行动在荷兰主流社会树立了华人良好的形象，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水坝广场上的国王》

2016年，Won购买荷兰最贵公寓后，声名大振。导演莎拉·沃斯（Sarah Vos）和桑德·斯诺普（Sander Snoep）找到他，询问是否愿意拍一部纪录片，后者爽快地答应了。“我认为这是结束我职业生涯的好方法，”他说，更重要的是，“毕竟，这是你的遗产。现在有一部片子留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仅是企业，还有个人。如果你仔细观看，你会发现这部纪录片主要是关于我们的根源，你会深入了解我们的热情来自哪里。”“很多人认为我是个笑话，我总是拼命工作。当你看到这部纪录片时，你就会明白原因何在。”

这部名为《水坝广场上的国王》（Koning op de Dam）的纪录片历时85分钟，讲述了Won和他哥哥、姐姐、弟弟及父母一家的故事。影片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作为富豪的Won当下光鲜亮丽的奢华生活：开豪车和游艇，住豪华顶层公寓，参加大型派对，冠盖云集，包括荷兰首相；二是父母的历史，他们离开中国，历尽艰辛，身无分文地抵达荷兰，白手起家，克服困难，通过经营餐馆，终于事业有成。两条线索分别明亮与阴暗，坚强与脆弱，形成鲜明对比。

《水坝广场上的国王》纪录片中的镜头

2022年9月27日，纪录片在乌特勒支荷兰电影节期间首映，并获电影节金牛奖长纪录片类提名，此后在荷兰各大影院上映，网上观看超过100万次。“我认识的一些餐馆老板告诉我，他们看哭了。”Won说，“我还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条回复，生活在加拿大、美国、亚洲或其他地方的荷兰人。”

影片最后，Won小心地将父母遗像放进橱柜，然后出现他的荷兰妻子看着遗像的面部特写镜头，满眼深情。“这是遗产，荷兰人也能理解。”Won说。

Won与父母的关系与许多中国传统家庭类似：父母尽其所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却缺乏情感上的交流沟通。经历了饥荒年代的父亲每晚睡觉时，“睡衣口袋里都放着荷兰护照和上万荷兰盾钞票”，他认为孩子们不应该抱怨。“从物质上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每年都会得到一辆新自行车。父母去香港时，他们会带着名牌衣服和新的随身听回来。”Won的哥哥Long后来回忆说。

Won与父亲许多时候都是相对无言，他们的交流基本限于“早上好”“下午好”“晚安”。1990年10月，父亲在身患癌症四年后去世，年仅58岁。当天晚上，Won就回到了他的咖啡馆。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唯一挣钱的21岁的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家庭的重任，“没有选择，没有时间考虑。”实际上，16岁辍学后，Won就再也没有哭过。

Won父亲去世的讣告

“你的父亲早逝，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成功。如果可能，你会对他说些什么？”笔者问。

Won沉思良久，不带任何感情地说了一个词：“Nothing。”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沉重打击，因为无法忍受悲伤，她最终回到了中国，并在丈夫去世30年后，于2020年2月随之而去，享年76岁。由于疫情，Won没能回去参加葬礼。他上次去中国是在10年前。

“努力工作，但不要忘记生活”

Won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只睡4、5个小时，连续睡眠时间最多的是在前往美国出差的飞机上。一年365天，他有360天在外面吃饭，剩下5天妻子做饭。这样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职业生涯的初期，你会缺钱，后来缺专业知识，最后缺时间。”他说。

当被问及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幸福时，Won回答说：“我不知道用‘幸福’这个词是否合适，”他解释道。“我非常满意。我的生活节奏太快，以至于快乐都是事后才想到的。我向自己保证，应该享受更多的成功。现在的生活确实过得像一阵风。”

“你曾说过：当我50岁时，我不再需要任何东西。我决定做什么，而不是我的日程表。你现在实现这一目标了吗？”笔者问。

Won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新冠疫情，他的餐饮帝国遭遇重创，必须额外工作，才能弥补损失，重建业务。他的叶氏集团（Yip Group）拥有数百名员工，疫情期间没有一人被解雇。他预计，因为疫情，目标延迟了三到五年。

作为移民，中国人经常会与“歧视”一词联系起来。Won表示，他在生活和生意场中，从未因为自己的中国背景而受到歧视，相反，他以自己的中国背景为豪，并且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他认为歧视到处存在，但自己感觉不到，也不在意，那些更多是不同文化差异所致。“我不左，也不右，我一直向前。”他说。

最后，笔者请Won给荷兰华人企业家提些意见或建议。他想了好长时间后说：“没有，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相同。”他解释，中国人讲求实际，以生意为第一，不只是自己，许多人都取得了成功。

当笔者再次提出，有无针对中国人的总体建议时，他说：“难。你可以对荷兰人说：努力工作，但中国人已经非常努力了。”他又想了一会儿，最后说：“努力工作，但不要忘记生活。”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Won很好地保持了工作与生活及社交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