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出版人、历史学家陈万雄博士认为

出版人不必是社会学家

却是对社会潮流极具敏感度的观察者

这正是出版人核心价值所在，亦是其职业信念的根基

他始终怀揣“以出版推动中国进步”的初心

致力于将最新的科学发现、学术成果与前沿动态

通过出版物转化为普及的社会知识

策划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

既深刻启迪了一代代读者，更助力华语文化走向世界堪称香港出版界的中流砥柱

胸怀家国，以身入局；

以心为境，躬身出版业

在香港出版界，陈万雄博士的名字家喻户晓、掷地有声。这位倾注大半生心血深耕业界的著名出版人，始终坚守“文以载道”的初心，以出版为刃，深耕时代发展、助力国家民族进步、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功绩卓著。笔者很荣幸能采访到他，聆听他在出版业的初心与成就。

陈万雄博士与沈从文先生合影

“1976年，我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历时三载。彼时，香港地区一批来自香港的大学及海外的留学生、学者与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份具有民间性质的学报。这份刊物的核心使命，便是希望将全球学术文化领域的新思潮、新趋势，通过自身平台广泛传播，尤其要让这些前沿动态深入中国内地。当时，我也在这份学报上发表文章。”

陈万雄博士提及，时逢中国内地迎来改革开放，“中国未来走向与中华文化的前景”成为香港学者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商务印书馆迫切希望找到一些香港学者参与重振“左派”的出版业，并找到了他。

陈万雄博士与启功先生合影

“那时，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在香港的职业有两条路：要麽进入高校执教，要麽投身文化教育领域。我本是历史学出身，深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分量，它早已超越单纯的出版机构范畴，在近代思想启蒙与文化传播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1980年1月，我毅然选择加入，从编辑岗位起步，一直至退休。”

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高知识分子，陈万雄博士最初加入出版业，令身边的亲朋难以理解：“那时的条件有限，一来薪水微薄；二来，左派机构在香港仍遭受偏见与歧视。因此，当我决定入职商务印书馆后，不少朋友都倍感诧异，疑惑我为何义无反顾地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支撑我的是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情怀。尤其是保卫钓鱼岛运动之后，1978年国家开启改革开放、提出‘四个现代化’，更给了我们巨大的触动。我们这代人成长时，中国正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当时香港及海外许多心怀家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所以，当‘四个现代化’的蓝图与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像我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满是振奋与期待，真切感受到中国正踏上一条重焕生机的道路，也迫切希望能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

1973年，陈万雄先生毕业于新亚书院

此后，陈万雄博士从一名编辑开始做起，历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商务印书馆（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电子商贸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直至2013年退休。

文为时而作，以书为桥，

推动中华文化传向世界

“从事出版三十几年，我最重要的出版是从故宫开始的。”陈万雄博士加入商务印书馆时，恰逢商务印书馆出台重新出发的新举措。

陈万雄博士获颁第15届香港印制大奖杰出成就大奖

“借助香港民众乃至海外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的宝贵契机，我深刻意识到，我们要带着世界眼光、现代视野，出版一些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读物。当时的香港已跻身世界五大印刷中心之列，具备印制世界级优质出版物的实力。另一方面，在我入职商务之际，商务当时正推出一本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这部著作在香港及海外华人世界广受青睐，更在国际范围内引发关注、备受推崇，影响力早已超越地域与族群的界限。我参与了《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的编辑，紧接着策划了《国宝》。”

在陈万雄博士看来，故宫汇聚了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与最多的国宝。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故宫博物院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了《国宝》，由他担任编辑策划。该书从故宫博物院9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精选100件，年代上至商周、下迄明清，涵盖青铜器、书画、陶瓷、工艺美术、织繍五大类，旨在引导人们学会欣赏国宝，提升中式美学和文化修养。

在故宫博物院漱芳斋举办的《国宝荟萃》新书发布会左起：原故宫博物院杨新副院长、原故宫博物院吕济民副院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宋木民署长、陈万雄博士、原台湾商务印书馆张连生总经理

“这本书真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可以说‘一书打天下’。该书因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普及性，40年前常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更成为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畅销书，还出版了五个外文版，被誉为‘故宫传家之书’。”

《国宝》甚至为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一套大型图书式的出版系统，“后来我们越出越多，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等，题材都是围绕中国历史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1984年开始策划、与社科院合作的《中国本草图录》，尽管这套书初版定价便达四千多元，相当于当时不少人数月的薪资，售价不低，却丝毫不影响其受欢迎程度。它不仅得以连续出版，销量上更创下佳绩，在香港售出五千套，台湾与日本各售出三千套，这样的市场表现堪称惊人。”更重要的是，这套书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使命，它不仅为当时渴望了解中国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也成了香港与内地在文化出版领域合作的典范之作，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香港举办的“敦煌慈善晚会”，旨在为保育敦煌而筹款，图为大合影

在陈万雄博士看来，出版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否回应时代需求、助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而一名优秀的出版人，更应秉持这样的胸襟与理念。正是基于这份认知，他推动了《中国本草图录》的出版。彼时他便坚信，21世纪必将是中医药绽放光彩的时代。如今，中医中药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印证了他当年的判断与选择。

1994年，陈万雄博士出席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的紫禁城CD-i光盘及CD-i系统赠送仪式

秉持这一理念，陈万雄博士参与策划出版的多部重要著作，都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与走向世界、发扬光大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例如，《敦煌石窟全集》助力敦煌系统展现其丰厚宝藏，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奠定重要基础；《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深化了对中国各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与呈现；《中华文明传真》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广泛地推向全球；《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开创性视角改变了海内外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认知；《故宫全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故宫的文物、建筑等，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成果如颗颗璀璨的珍珠，映照出他熠熠生辉的出版生涯，也奠定了他的行业地位。

“两岸三地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以出版为契机推动合作

“20世纪80年代，堪称香港出版业的黄金十年。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是华人地区中最早推动图书出版走向现代化的。紧随其后的是台湾，其出版业现代化进程起步于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而进入2010年后，内地出版业则实现了领跑。”陈万雄博士回顾道。

2003年，陈万雄博士出席香港文化产业透视研讨会暨香港文化产业博览启动典礼并致辞

他踏入这一行时，恰好赶上了香港出版业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香港由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蜕变成一个工业化和国际化城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香港本地大学生和海外返港的留学生纷纷投身香港的新兴产业，是香港现代化的重要生产力量。”

陈万雄博士回忆道，彼时出版业备受重视，业界交流日益频繁，不少年轻从业者自发组织出版相关社团，香港出版学会便应运而生。此后，该学会与既有业界社团整合，最终成立了香港出版业总会。

“香港出版业总会的成立，对凝聚香港出版界行业力量意义重大。它不仅推动了业界与政府的协同合作，还牵头举办了众多行业活动与公益项目，助力解决业内发展难题，促进与外界的交流联动，更充分发挥了香港社团在回归后的积极作用。当时我正担任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基于这一身份，在李祖泽先生之后，很自然地出任了11年的出版业总会会长职务。”

《国宝荟萃》出版后，陈万雄博士（中）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拜候时任院长秦孝仪先生时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张连生先生（左）合影

陈万雄博士认为：“人应该为社会服务，除了职业之外，还应通过社团推动社会的进步。”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搭建沟通桥梁，积极推动业界内部的联动交流，以及与香港特区政府、海内外相关机构的对接与合作，并在期间为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之间的合作交流贡献诸多。

陈万雄博士在第十届华文出版联谊会活动上致辞

早在祖国开放、台湾放宽限制的契机到来之前，陈万雄博士便已依托商务印书馆，与台湾出版界搭建起沟通桥梁，助力其与大陆开展非正式合作，而《国宝荟萃》就是期间的硕果。“适逢商务印书馆创办95周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商议，可否将两岸故宫的文物珍品，以画册的形式合辑出版。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各自拿出150件顶级文物，供我们拍摄并撰文介绍，于是有了《国宝荟萃》。这本书的出版，不止轰动整个中文出版界，甚至轰动世界出版业。”

陈万雄博士出席“大湾区合作出版计划暨文化交流成果发布会”

“两岸三地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这一评价，于陈万雄博士而言实至名归，关键便在于他促成了“两岸三地华人出版联谊会议”的成立。这一团体既是他深耕海峡两岸暨香港出版交流的重要结晶，更在早期有力推动了区域内出版业界的协作互动，且以此为纽带，催生了“两岸三地华人出版会议”等常态化交流机制，为行业联动搭建了稳固桥梁。

新媒体出版的浪潮者，

中文教育的推动者

“我常说自己是传统出版时代‘收官’的一代人，却也是投身新媒体出版浪潮的先行者。”纵观香港出版业发展历程，早在1995年前后，陈万雄博士便毅然发力，率先推动数字出版与零售电子化业务的探索与实践，堪称在香港独立开发中文辞书数据库的先驱。

陈万雄博士在书展活动上做主题分享

在陈万雄博士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电子出版和信息化建设得到长足推进，全力推进网上书店与电子图书出版的新业务。当中，由其主导并推出的《汉语大词典》光盘版，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同时是全球收词量最大、信息最多、功能最强大、查阅最便捷的多媒体汉词辞典。“我们出版的《紫禁城宫殿》电子光盘曾于法兰克福书展斩获多媒体奖项，为亚洲赢得该领域的首个荣誉。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堪称中文出版界最早投身电子化与网络化探索的先行者。”

在当下数字阅读与全球化的浪潮下，陈万雄博士深刻感知到AI对出版与图书业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势不可挡，因此，出版人在掌握全新技术、平台与模式之余，更需聚焦于文化的保存、创新、弘扬、提升、传播与推动，这份文化情怀，始终是不变的核心。”

陈万雄博士在《汉语大词典》光盘1.0版发行仪式上致词

正因如此，陈万雄博士创立“鸿文馆信息科技教育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动中文教育的发展。“退休初期的几年，我本计划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近年间，我改变了想法，因为我深切感受到，当全球知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时，既有的文化价值与生活形态正遭遇巨大冲击。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物质与日常生计，更应主动关切文化本身的传承，以及教育形式的创新与优化——这是值得有人用心去践行的事。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帮助学生反而比研究学术更加重要。”

一方面，陈万雄博士呼吁香港社会深入反思：为何回归之后，历史与语文会沦为“死亡之科”，并强调必须针对这一问题积极求变；另一方面，他亦主动面向大众破除中文学习的认知误区，更明确指出，教育界应着力培养兼具正确国际历史视野与中国历史视野的新一代。

为助力学生提升中文水平，他精心打造了《三国传真》（一套四册），希望广大学生能借此领略中国历史的智慧、洞悉中国地理的风貌；由他策划出版的《穿越历史游湾区》，则是一套适合青少年“深度漫游”大湾区的人文普及读物。“文为时而作，在社会经历如此深刻变革的时期，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倾力去做，这是我做出的选择。”

陈万雄博士在香港出版总会主办的第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活动时致辞

“我还格外牵挂海外华人，他们满心期盼子女能学好中文，过程却不易。但我始终坚信网络化、APP化与AI化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路径。接下来，我将聚焦探索新型出版媒介，打造更多助力青少年成长的学习内容。这两件事便是我往后余生矢志践行的使命。”

对于一生钟情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陈万雄博士来说，他数十载职业生涯亦始终围绕这份热爱展开。“这是此生最幸运，也最能带来满足感的事。尤其如今，见证中国日益强盛，除了军事、经济层面的崛起，我更深刻体会到文化所蕴含的深远影响力；而自己此前在文化领域的诸多耕耘，恰是这份价值的生动注脚。此外，作为香港的出版人，我从一名文献历史研究者，因出版工作得以接触考古、走进众多博物馆，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我的知识结构，更让我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认知有了全新维度。这份因事业而获赠的成长，同样是命运赐予的珍贵馈赠。”

“一日为出版，终生为出版”，这便是陈万雄博士的出版信仰与人生坐标。他文可载道，书亦为桥，串联起文化传承与时代需求，让出版成为贯穿人生的核心底色，彰显出版人对行业的赤诚与执著。